采访对象：洪卜仁，1928年6月生，福建厦门人，民盟成员。新中国成立前任报刊记者、编辑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小学校长、中学历史老师。1983年至1992年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、编审，兼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、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。后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、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级顾问。2019年5月20日因病去世。

　　采访组：沈凌路也胥晴采访日期：2017年6月8日采访地点：厦门市洪卜仁家中

　　采访组：洪老师您好，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时，您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。当时你们是如何认识的？

　　洪卜仁：1983年，为了让工青妇(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)的干部了解厦门历史，市委宣传部开办了“厦门地方史讲习班”。我1983年6月接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，应邀为讲习班讲课。讲完后，市总工会根据录音整理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《厦门地方史讲稿》，大约10万字，由我审定后内部发行。

　　1985年6月，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，担任副市长，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，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，便通过人找到了我。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，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，我非常高兴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只有旧志，就是道光年间编纂的《厦门志》，之后民国年间编纂有一个《厦门市志》尚未出版，解放后编纂的这一本也没有整理出版。近平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、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。我就把我的那本《厦门地方史讲稿》，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《厦门志》，转借给他。

　　过了一段时间，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，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，并和我约了时间和地点。那天晚饭后，我就骑车去找近平同志了。当时他还没有结婚，单身一人住在图强路市委宿舍三楼，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。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，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，非常谈得来。

　　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晚上11点多钟。近平同志送我出来，握手告别时，他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我赶紧说：“过奖了，不敢当。”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。但听得出来，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。他这么说，让我非常感动。

　　采访组：这次聊天，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？

　　洪卜仁：这次谈话，让我觉得近平同志和我当年接触过的有些领导相比，确实有点不一样，感觉他很不平凡。首先，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鸿沟。他是副市长，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一个副主任，差得老远的，但我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到下属的位置上，而是虚心与我探讨历史问题。再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代沟。1985年，我已经将近60岁了，他那年才32岁。虽然我们的谈吐和表达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我们谈话是非常融洽的。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有什么讲什么。从聊天中能够感到，他非常想了解厦门的情况。像他这样对地方志、对历史重视的领导真是不多见的。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，谦和礼貌。他称呼我“洪老师”，这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

　　采访组：洪老师，能否讲讲你们在聊天中主要交流了哪些内容？

　　洪卜仁：好的。因为我们聊天不是在近平同志的办公室，而是晚上在他家里，氛围比较轻松，所以聊得也就比较自然。我们交流厦门的地方史，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，从唐代开发厦门的“南陈北薛”，一直到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，聊得范围很广。他不时插话。在我们见面聊天之前，他已经看过我写的那本《厦门地方史讲稿》，所以我介绍情况过程中，他经常会向我提问。

　　比如讲到“南陈北薛”时，我说根据《厦门志》和好多地方史书文献记载，对唐代迁居厦门的汉族人历来都有“南陈北薛”的说法，指的就是洪济山下的南面和北面，有姓陈和姓薛的聚族而居。我说到陈姓是从长安来的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还是从我们陕西来的。”

　　我讲到，厦门历史发展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与华侨关系密切、和台湾关系特殊。他听了很有兴趣，可能他过去对华侨、对台湾这些方面接触得比较少，所以一说起这些，他好像兴趣就更强烈了。我跟他讲，厦门是华侨进出祖国的主要港口，也是福建侨会的集中地，闽南地区的华侨出国、回国都要经过厦门，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，大部分也是华侨投资建成的。我还跟他讲，清政府在1683年(康熙二十二年)收复台湾后，台湾和厦门是同一个行政单位，叫做台厦兵备道，既管台湾也管厦门。从那时候到雍正年间，有43年台湾和厦门都是同属一个行政区划。另外，清政府收复台湾后，还规定了一条：所有大陆与台湾的交往，不论官方或民间，都只能通过厦门对台湾的鹿耳门渡口这个唯一通道来进行，这就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。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，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100年时间。

　　我还谈了厦门的对外关系。因为厦门是福建最早开放的港口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海港就是厦门，泉州、漳州原来都是河港，不是海港。我跟他谈的这些东西，后来都写在了《1985年—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中“厦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演变和今后发展趋势”这一章里。

　　当时由于时间所限，我讲得不是太充分，所以他会经常提问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讲到最后，他还问到了厦门的市场情况等。

　　我后来跟别人讲，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，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，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，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。后来果然是这样，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。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，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，还谈起古代厦门“南陈北薛”的典故。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工作，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，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，也很佩服。

　　采访组：洪老师，您作为方志办的副主任，还和他有哪些接触？

　　洪卜仁：我1983年到1992年间，一直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，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多，就是开会碰到了说说话。我印象中，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材料的领导同志一共有三位，第一位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，然后就是近平同志，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。所以当近平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时候，我受宠若惊，非常高兴地接待他。

　　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研究，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位领导。包括我自己写的书，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送给领导。我感到近平同志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了解，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样希望多了解，感觉他是个有事业心、有责任感、敢担当的领导干部。